人类已经想出办法解决经济问题，但是人类至今仍没有想出办法解决政治问题。
 
    解决经济的办法，简单来讲，就是平常时候用亚当·斯密，危机时候用凯恩斯。平常时候，放手让每个人追逐私利从而推动社会的整体经济；在对利益的追逐过程中，人类难免会失控从而造成危机，此时就需要政府出面，均衡利益，摆平危机。

 

    这条方法屡试不爽。世界上只要实行了这条方法的国家，经济都会有明显的发展，中国就是一个例子。虽然美国的经济最近出现危机，但是两百年来，美国正是用这条方法，把一个殖民地国家搞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。美国对经济危机一点都不陌生，因此一点都不需要为最近的危机怀疑这条方法的有效性。
 
    解决政治问题，人类的智慧就非常有限。当今世界，各国和各文化之间的摩擦，一点都不比古时候少。人类在20世纪就经历了两场大战和无数中小战，21世纪则以飞机撞击大楼开局。 一战，二战，冷战，反恐战，战战不休。每天打开报纸，战争新闻一成不变。一两百年前的人们，打开报纸看到的新闻也不过如此。
 
    人类在政治上当然也不是没有任何进步。比如说，有些国家开始搞分权政治和代表政治。比如美国，有三权分立，有代表不同人群的参议院和众议院，有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政党。但是分权政治与集权政治的区别，只是一派利益永久执政与不同利益分别执政的区别。当然，如果必须要挑一个，大部分人还是会挑后者。
 
    美国在诞生之初就已经确立了现在的政治体系。所有其他集权政治国家，向分权政治的转变就需要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。是“血流成河”的代价，而不是小打小闹的代价。法国大革命，每天砍杀一两千人不在话下。

 

 

 

 

    是呀，一组困扰着人类历史几千年的命题，让多少经济、政治和哲学家为之熬尽灯油。

 

    其实，就我一孔之见，政治问题的解决同样没有跳出亚当·斯密经济理论所体现的哲学思想。在这里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，即亚当·斯密所反对的“看不见的手”也常有出现，而且已经跳出了经济范畴。于是，就出现了达尔文的“优胜劣汰、物竞天（对有神论者而言）择”理论来解决超出经济范畴的大自然问题。尽管达尔文只限于物种演化，但不乏是一种思路。

 

    国际政治，也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，无论平时还是战时，都是以各自的国家利益为首要，自由竟争追逐私利，所谓的人权和正义也只是国家利益的幌子而已。但凡世界大规模战争到了胶着的时候，达尔文的“优胜劣汰，物竞天择”应该是起作用的。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，法西斯集团在“基因”也就是制度和道义上的劣势成为主要败因，另外有一些因素属于“天择”（如果“看不见的手”存在），比如在原子弹研制上的半步之差。
 
    再比如目前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，奥巴马提出的从伊拉克撤军却保留阿富汗驻军的思路，就是典型的国家利益为上。因为美国在伊拉克以及周边的国家利益基本上已经得到保障；而阿富汗作为制约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任务才刚刚开始。

 

    从国家利益着眼，我不认为美国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战争，除非美国出现一个希特勒（政权），并且想要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。如果美国执意大打出手，就只能靠“看不见的手”来干预了。其实，美国对伊朗的咄咄逼人之势，本身就是犹太财团的那只“手”。

 

    在国内政治问题上，之所以有三权分立，正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物。亚当·斯密当年之所以反对“看不见的手”是出于抵制当时权贵利益财团控制的政府干预。尽管三权分立制度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比较完善，但同样出现了权贵利益财团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，才出现了胜桥兄前文中的经典论述“在理想中诞生的国家，被现实主义包围”的现状。与其说是政党更替，不如说是财团买办演戏，只是在财团和大多数民众之间的博弈过程中，财团为了自身利益而适度让步罢了。

 

    当然，无论西方制度中买办的成分有多少，总是比单一权贵利益财团直接赤裸裸地控制立法、执法、行政外加“枪杆子”的政治制度要进步无数倍。从这点上延伸，“东方那个让人牵肠挂肚国家”的未来发展，如果是在改良过程中渐进为财团利益分化下的不同买办轮流出场，而不是重演法国的轰轰烈烈，会是全世界的福分。

 

    从利益集团（无论宗教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）多元化再延伸，其多元数量越多越能相互制约，从而形成相对均衡，在效率和平等的不断博弈过程中追名逐利，才能共同发展。无论是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国际社会，如果利益集团越来越单一，难免也会出现一股独大的集权。比如国际社会不能一直纵容美国独大，也不能纵容基督教独大，等等。无论是用中国古老的“阴阳平衡”哲学，还是达尔文的物种多元演进理论，都讲述着同样的道理。

 

    借用周兄的模式做一个小节：“在自由中诞生的人类社会，已经完全被集权利益所挟持。”